张天琚的博客

唐宋六百年，四川与其它地区相对比较，是全国社会最安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四川的捶丸游戏或运动十分发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宋元明时期，捶丸仍然是一项十分普及的集游戏与体育于一体的活动。不仅是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官僚绅士在玩，民间布衣、老百姓也在玩，不仅成人爱玩，妇女和儿童也爱玩。玩的形式有多样，人数不等，场地可大可小，档次有高有低，于是，就出现了质地不同、档次不同、规格不同的各种捶丸用球。这也是完全是符合情理的。

  试探古代四川马球、步打球和捶丸运动

   马球、步打球和捶丸是我国古代带游戏性的体育运动。

   大量古代文献和图录资料表明唐、宋、元、明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存在着马球、步打球和捶丸动。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时，打马球之风气盛。马球亦称波罗球大如拳头，用坚韧木料制成，内部挖空，外面涂色或装饰。球杖长数尺，击球一端呈弯月形。球场宽阔平坦，两端各有球门，两队球手骑马或骑驴入场竞技。击球入门者胜。据《逸史》载：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天城外槐坛下，骑驴击球，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 

    由于马球需要骑马或骑驴，需要宽阔的场地，竞技运动激烈，非更多人能够参与，于是出现了步打球。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写的即是“步打球”：“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

   有“宫词之祖”之誉的唐代诗人王建（约767－831）在一首《宫词》中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近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的另一首《宫词》则曰：：“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

    成书于元代的《丸经·集序》中有“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述，表明捶丸最晚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就在社会上已经流行了。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三教九流，皆乐此不疲，连儿童也非常喜爱。如北宋官吏滕甫，幼时“爱击角球”，他的舅父是当时有名的文人范仲淹，“每戒之不听”。这里所说的角球，就是用角骨制成的球，不易击碎。 

    此外,在宋元散曲、杂剧中也有关于捶丸运动景象的反映。如元人无名氏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第二折中就描写道，王焕自夸什么游戏都会，包括捶丸、气球、围棋、双陆等等。《庆赏端阳》一剧中有“你敢和我捶丸射柳，比试武艺么”的道白。

   体育史学界和游艺史学界普遍认为：捶丸，形成于北宋；宋、金、元三代，是捶丸活动广为盛行的时期；捶丸之风延及于明朝，衰没于清代。应该说，证明这一观点的史料证据和实物证据是充分的。

   再如：郑州出土了的罐身绘有古代“步打球” 完整场景的唐代青花塔形罐； 河北巨鹿出土了绘有双髻小童手挥球棒作击球状的童子球戏图宋代陶枕；2002年山东省泰安岱庙城墙修复工程的遗址清理中，发现了6块宋代马道“土衬石”,石面共有14帧石刻画，其中一块衬石的内侧有表现宋代捶丸运动画面。现存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场景宏大、形象生动的元人捶丸图,画面至今依然清晰,引人入胜。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宣宗行乐图》长卷在内的多幅表现明代宫廷、官场和民间捶丸运动的古代书画以及全国各地出土的古代捶丸用球，等等。

   ２００４年初，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联合北京体育大学等有关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中国捶丸研究课题小组，对古老的捶丸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认为：“虽然古代捶丸和现代高尔夫运动中的球与球杆制作材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高尔夫球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元代就已经规范下来了”。2006年4月26日,被称为“现代高尔夫的源头鼻祖”的中国捶丸复原艺术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观摩座谈会,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张小宁、副秘书长李勇、故宫博物院代表陈建、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员崔乐泉博士等嘉宾出席了座谈会。张小宁在会上表示，“捶丸是我国古代体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在用具、场地上，还是在比赛规则上，甚至在礼仪上，都与现代高尔夫球很相似。但在产生时间上，它不仅要远远早于１５世纪中叶诞生在苏格兰的高尔夫球，而且早于世界其他国家类似于高尔夫球的古代球戏。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作为管理全国高尔夫球运动的机构，除集中精力抓好发展我国高尔夫球运动的工作外，还大力支持与高尔夫球相关的古代体育文化的研究挖掘。”笔者在对古代四川的陶瓷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大量收集四川古代陶瓷器物及其残件的收藏实践中，深深地感觉到：古代四川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就实现了由马球到步打球，再到“捶丸”的演变，历经宋、元，并将此项运动延续至明代。   

   四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邛崃市始于南北朝，盛于唐，衰于宋的十方堂古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先后发现了六颗“弹子”，分别为：直径2.2厘米、褐胎、灰白釉、周身锥刺圆点纹；直径1.4厘米、素面无纹、灰褐色胎；2.8厘米、褐色胎、无釉、周身锥刺圆点纹；1.5厘米、锥刺圆点纹，但较稀疏；2.9厘米、红褐色胎、无釉，表面光滑；3厘米、褐色胎、无釉无纹。其中四颗的照片已向社会公开发表。（见图一）

  笔者认为：上述六颗所谓“弹子”应该是晚唐或北宋时期的陶瓷捶丸用球。要证实中国古代捶丸的存在，除了历史文献和图录外，各种捶丸器具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元代《丸经》提到捶丸的球杆有杓棒、扑棒、单手、鹰嘴等十种，与现代高尔夫球手需要使用的木杆、铁杆、长杆、短杆等相比，也是比较讲究的。但捶丸球杆的制作材料是木、竹、牛胶等，这些原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使古代捶丸的球杆极不容易完整地遗留到现代。捶丸的用球，据《丸经》记载，一般用赘木制成，这种赘木就是树身上结成绞瘤的部分，纤维绞结紧密，十分牢固，久击而不坏，但毕竟是木料，相对于其它质地的捶丸还是容易毁坏或腐烂的，能留存于今天的木质捶丸是极其罕见和珍贵的。好在古人制造捶丸用球，并不是只用赘木一种材料。

   笔者综合各种文字和实物的信息，认为：古代“锤丸”用球的质地是多样化的：有皮质的、赘木质的、角质的、骨质的、石质的、陶质的、瓷质的和玛瑙的；大小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大如鸡卵”，有的如核桃般（注：核桃也有大小之分）大小，颜色、纹饰也是五花八门。

    近几年来，笔者在对四川古代陶瓷的收藏和研究中，较早地对唐宋时期陶瓷“弹子”进行了研究和考证，收集了较多的实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成都地区的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而在大多人尚没有认识到收集古代陶瓷残片的重要意义的时候，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各个建筑工地寻觅、收集古代陶瓷残片。其间，我在建筑工地唐代和宋代地层见到和拾到一些赘木“球丸”和陶瓷球丸，为了有利于研究，我又在文物、古玩市场卖了一些。

    在成都市区梨花街建筑工地的唐代地层，出土了较多的典型唐代陶瓷器物残件，其中也零星的出土了一些大小不一的赘木“球丸”，笔者有幸收集到了四只，有两只直径为四厘米、另两只分别为为三厘米和四点七厘米，此外，笔者还见过有直径达六厘米的赘木“球丸”。据笔者观察，上述“球丸”虽然在地层中历经千年岁月的侵透、腐蚀，表面已呈腐朽状，但是，其机构说明是由树瘤或树疙瘩加工的，球体上有明显的被击打而留下的横向痕迹。（见“木质球丸”）        

   在成都市区唐代地层中，出土了数量较大的周身用圆型工具凿印出数量不同、大小不一的圆心呈凸出状圆圈纹的球丸。就笔者收集的18 个球丸而言：有砖红色胎、褐色胎和灰色胎，除其中一个施有较薄而不明显的酱色釉以外，其余皆素面无釉；最大者直径达5厘米、凿有36个圆心凸出状圆圈纹，砖红色胎，有极明显的击打毁损痕迹；最小者直径达3厘米、凿有11个圆心呈凸出状的圆圈纹，砖红色胎；有8颗与现代高尔夫球大小基本相当，均有不同程度的击打磨损痕迹；（见：图二、图三、图四、图五)

   这类高温陶制球丸烧结程度和硬度普遍较高，经得摔打，其出土情况，常常是：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在市区唐代地层中一起出现。这说明，在唐代晚期，捶丸游戏就广泛地在官府和民间、成人和孩童中间存在了。此外，成都市区唐代地层还出土了数量很多素面无纹饰的高温捶丸用球，大小规格不一，有的无釉，有的则施有褐釉、酱釉。笔者收藏了十颗带釉球丸。（见图六）重庆三峡博物馆则藏有刻花捶丸用球。（见图七）

   笔者还收集了三颗周身锥刺圆点纹的球丸：一颗直径2.8厘米、褐色胎、施灰白化妆土、无釉；一颗直径2厘米、灰黄色胎、无釉；最能体现古代四川陶瓷工匠高超制瓷技艺的是一颗直径3厘米的留有“芝麻挣钉”垫烧痕的三彩球丸。从制作工艺上分析，是先用陶泥制作出正圆形的素胎圆珠，并在圆珠表面凿出大小、深浅和距离基本一致的孔洞，然后施彩釉，置放在匣钵里，在高温中，用等腰三角形的细小挣钉支烧而成。由于烧窑温度高，烧成的三彩球丸硬度很高，已达到瓷器标准。晃眼一看，这颗球丸是金黄色，定神再看，球丸正中有一绿斑，眼睛盯视绿斑，逐渐向其它部位移动，则发现整个珠面都散发着淡淡的的绿光——真的妙不可言，美不胜收！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和球丸的出土情况，再根据陶瓷器型学原理，通过类比，笔者认为：三颗周身锥刺圆点纹的球丸，应当是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产品；三彩球丸应是皇室“内人”或王公贵族阶层才能享用的捶丸用球。（见：图八、图九）

   据西方高尔夫球史的记载：西方高尔夫球最早是用石头制成的。实际上唐宋时期，四川出土的宋代捶丸用球也有墨玉的、金刚石的和玛瑙的。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里就存放着一块硕大的墨玉石矿体标本。（见图十、图十一） 

  这类石头或软玉质地的捶丸用球，经常是与陶瓷质地的捶丸一起出土，只是数量及其稀少而已。应当是宋代社会上层人士才能享用的。西方的高尔夫球历史上曾经也“带有突起的疙瘩”，因为人们在长期的运动中，感到这种高低不一的球，顺手好用，再后经过改进，有了“表面凹痕型”的球。有人曾经试验过，打光滑的球只能飞65米远，而有凹痕的球则可打出275 米远。西方高尔夫球的上述变化过程与四川唐宋时期的部分陶瓷捶丸表面刻有纹饰或凿孔的历史事实存在着何等的相似性啊！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我国古代先民的聪明与智慧倍感惊叹！

   唐宋六百年，四川与其它地区相对比较，是全国社会最安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四川的捶丸游戏或运动十分发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宋元明时期，捶丸仍然是一项十分普及的集游戏与体育于一体的活动。不仅是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官僚绅士在玩，民间布衣、老百姓也在玩，不仅成人爱玩，妇女和儿童也爱玩。玩的形式有多样，人数不等，场地可大可小，档次有高有低，于是，就出现了质地不同、档次不同、规格不同的各种捶丸用球。这也是完全是符合情理的。   

     元人对四川的最后征服，摧毁了唐宋时期四川陶瓷的辉煌，于是元明时期，四川出现的捶丸用球发生了重大变化——景德镇生产的白色瓷质球丸，完全取代了四川唐宋时期的各种捶丸用球。不久前，四川成都的东门大街和东郊的五桂桥地区（明代蜀王陵、太妃墓和太监墓所在地）的明代地层中，先后出土了近两百个“白色瓷球”，此前，此类白色瓷球也零星在市区建筑工地出现过。这些“白色瓷球”的大小规格有多种：直径分别为5厘米、3.8 厘米、2.2厘米和1厘米；以直径5厘米者为最多，3.8厘米者次之,2.2厘米者和1厘米的最少，摆在成都文物、古玩市场的地摊上，长期无人问津。笔者先后有选择地买下了其中的数十个。笔者在挑选时，特别挑选了其中一个带有影青釉和火石红斑点的球丸。这个球丸，不仅能说明自己出生于景德镇，而且，还可以提示后人，不仅是明代，也可能在元代，这种用于捶丸运动和其它游戏活动的白色瓷球就在景德镇窑生产出来了。（见图十三、图十四、图十五）

   这些白色瓷球，灰白素胎无釉，呈规整正圆形状，白度高，火候高，硬度高，显然是运用二元配方即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烧制出来的。据史料记载， 明清时代使用的瓷石加高岭土的所谓二元配方制胎法始创于元代。高岭土在元代引入瓷胎后，由于高岭土容易分散悬浮于水中，具有白度高、质地软、可塑性和粘结性都很强的特点，能够有效的防止瓷器坯胎在焙烧过程中瘫塌、断裂、变形，所以，成型后的瓷器，硬度特高，器型规整。在元明时期，高岭土是珍贵的制瓷原料，历来受皇室或官府垄断或管理、控制。由此推断，元明时期，景德镇生产的这类“捶丸”用的白色瓷球亦是很珍贵的，非一般民众可以享用。有人推断，这类白瓷球是“冷兵器”，经笔者从中国古代兵器史和战争史角度翻阅大量史料考证，实难成立。

   在古代随着马球、步打球和捶丸的发展和普及，还衍生出少年儿童喜爱的一些游戏，如：“打弹子”即用小木版将小球丸打进地面的小窝里；（见图十二）“弹弹子”即用食指与拇指配合将小球丸弹进地面的小窝——这种游戏直到上个世纪前半叶都还在民间广泛存在。至于现在老人喜欢的门球运动，笔者以为也是古代捶丸运动衍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