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琚的博客

第一，抗战壮丁普遍受残酷虐待的问题，早就民怨鼎沸，1941年7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其视察役政情况，给过蒋介石一个很详尽、很血腥的报告，蒋介石看了自己都觉得“没脸作人”，可他迟迟到1944年才把程泽润抓起来，抓了以后，又拖了将近一年才枪毙他，在战争年代，这怎么能叫“果断”？

第二，蒋最初并不想杀程，之所以改变主义，主要不是为壮丁问题。蒋所忌的，是川军地方势力，特别是袍哥势力，这是有史料记载的，蒋的政治手腕历来如此。

第三，流沙河先生的言论，并非学术问题。他以“过来人”自居，胡说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这话，欺骗了不少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中青年人。据史料记载，流沙河的父亲在他的家乡当兵役科长期间，征兵“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甚至“激起民变”。解放后，流沙河的父亲被人民政府镇压（不是所有的兵役科长都被镇压）。揭露流沙河的身世，对于批驳他攻击《抓壮丁》是“诽谤旧社会”之谬论，揭露其谬论的缘由，难道没必要吗？这关系到维护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正义性！

第四，您说的“如果没有最高征兵将军的"舞弊多端，并利用职权调派工兵建筑私宅"等劣行，下层征兵人员也不敢胡作非为”，是错误的，因为兵役系统之外的国民党军官，残酷虐待广大壮丁群众的问题，也普遍存在，即使到了部队，广大士兵群众仍然普遍受到残酷虐待！

至于您说的“虐待壮丁”的“根子”问题，“非正常减员和正常减员的区别是很难划分”的问题，以及《抓壮丁》对“蒋中正先生的讽刺却实在不够公允”等问题，我在以下文章里，多有回答：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1-7

《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

三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

见我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如果您认为我文章中的哪些话不符合历史事实，错了，欢迎在相关文章下跟帖。

“陈述者对历史的陈述和传播，首先取决于利益”——您的这话我赞同，因为，流沙河代表少数欺压壮丁者阶层的利益，自然要无视千万广大壮丁的悲惨境遇，并千方百计篡改亿万底层民众翻身解放的历史！

什么是“大历史”？是少数精英阶层期待的历史，还是占人口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期待的解放史？近千万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其中有几百万壮丁被虐待致死，还能算是“小格局”吗？抹杀这一历史事实，难道不是您说的“歪曲历史原貌”？对占人口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可以熟视无睹吗？翻开中国历史上一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展示底层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艰难过程，对今天的中国的走向，难道没有意义吗？诋毁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历史，为压迫劳苦大众的阶级洗刷历史罪恶，难道不是您说的“效力于某种政治权势的政客的伎俩”？

我在《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说过：“批驳对中国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于形而上层面，堕入任西化理论“忽悠”大众的学理陷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旧中国草根小民备受欺压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民众翻身解放艰难的启蒙过程。”

以上争论，我将复制在《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之下了，以备日后相应的历史研究之用。

第一，大量残酷地虐待壮丁，难道有利于抗日？连蒋介石都觉得“无面目作人”，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您还敢为这一历史罪恶辩护？我曾采访过116名国民党官兵，对于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国民党士兵几乎没有不痛骂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说起当年挨打受骂，不止一位古稀老人泣不成声。您为国民党军队压迫士兵辩解的理由，我很熟悉，因为我采访过的国民党士兵告诉我，当初，国民党军官虐待士兵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

第二，红军的减员与国民党军队的减员有着本质区别，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这叫战场减员，是正常的。国民党军队征兵，还没到前线，是非战场减员，而且过半，还都是因受残酷虐待减员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有着本质区别，那就是红军内部实行官兵平等，士兵懂得为亿万底层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战，就是为自己而战。我认识的不止一位老红军，即便是受了重伤，掉了队，也要主动追赶部队。也正因如此，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学良曾问过他手下的将领：“你们谁能像红军那样，带着部队被人追赶两万里，不但队伍不垮，还能打胜仗？”显然，这是国民党军队不敢想象的。

第三，您断言我“不敢也不愿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调查和分析一下目前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显然是没看我的文章，就主观地乱下结论。如此，我只有在此复制《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中的一段话：“在当代中国，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资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余价值，而不良资本所有人和资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过依仗权贵榨取草根小民的泪血，来实现其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旗帜过去曾经今后也能够聚集亿万底层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而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一旦白热化、规模化，毛泽东生前担忧的‘血雨醒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四，反思改造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对于祖国统一是有益的，因为这关系到是走可以像对待抗战壮丁那样无视草根阶层利益的精英主义治国路线，还是走以占人口绝大多数草根民众利益为重的民本主义治国路线。

应您“走出国门”看“历史档案”之要求，提供以下美国人关于抗战壮丁的记载：

费正清引用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

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载：“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

出差刚回来，迟复为歉！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1941年7月蒋梦麟1941年7月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张天琚先生观点的实质：

1、将虐待抗战壮丁问题，归咎于兵役署长的个人“腐败”，以掩饰旧军队阶级压迫这一本质根源。

2、用“抗日是大格局”，掩饰国民党军队虐待抗战壮丁的历史罪责。

3、荒唐地将红军长征减员等情况，等同于抗战壮丁近千万的非正常减员，进一步为国民党军队虐待抗战壮丁的历史罪责辩护。

4、以为用“统一祖国的大格局”，就可以封杀对旧中国阶级压迫制度的揭露。

张天琚先生喜欢讲“大格局”，并把上千万抗战壮丁受到残酷虐待视为“小格局”。照其逻辑，为了“大格局”，就可以无视草根小民的生存和疾苦。似乎，这就是张先生“有利于反分裂和统一祖国大格局”的治国方向？

张先生的观点，反证了昭示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谢谢啦！